在吉林省,从国有文化单位走出一批先富起来的人,这批被称作“文化富翁”、“文化个体户”的文化“新富群体”,不但摆脱国有文化单位不景气的影响,而且他们的文化活动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正渐入主流。与此同时,过去曾一度辉煌,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做出贡献的一些老艺人、演员以及电影院职工,现在成为城市“特困户”,有的度日维艰,有的靠打工为生,有的甚至沿街乞讨。
  为什么同样是国有文化单位职工,却境况两不同。近日,记者走近这些从国有文化单位分化出的“文化特困户”和“文化新富者”,真实地感受这一文化新现象,并听到他们讲述的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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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吉林频道 策划:李凤双 采写:新华社记者 李亚彪 于力 摄影:李亚彪 制作 邵守志 
 
吉林市老艺人刘女士举着自己和老伴年轻时的照片泣不成声,据了解,韩先生在外面唱完后都是跪在地上举着扇子讨钱,怕熟人看见,头都不敢抬。
这位是吉林市新华电影院的老职工,家穷困,48岁的女儿精神有毛病,刚刚发作完躺在床上,女婿在外面干力工,在一次事故中脚严重受伤,成了残疾,断了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外孙女还在上学。一家四口挤在27平方米小房子里,每月35元的房租都拿不起。
文化界出现“特困户”与“新富者”  

  背景:在吉林市,有一对长年在街头卖唱乞讨为生的夫妇--韩先生与刘女士。两人曾是地方剧演员,刘女士唱过评剧、吉剧、“二人转”,早期曾经给刘伯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唱过戏,后来到市人民电影院当院务组长。退休后一直在外卖唱的刘女士两年前病倒在床上。
  刘女士:这几天,老伴正外出下乡卖唱。现在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过去我俩在公园卖唱,市里整顿文化市场,我们没营业执照,差点被清理出去,老韩拿出特困证,这才应付过去。后来我们到农村唱,老韩都60多岁了,有心脏病、癫痫病,耳朵不好使,记不住台词。有时一出去就一个多月,这两天感冒得厉害,硬撑着下乡,有时饿了就喝农民家的白菜汤。
  杨开山(韩先生的同事):韩先生要不是仗着有副好嗓子,家里就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了。韩先生在外面唱完后都是跪在地上举着扇子讨钱,怕熟人看见,头都不敢抬。
  背景:吉林市类似刘女士这样的老艺人以及人民电影院、东北电影院和新华电影院退休的职工,原来共有65人。由于放映与演出市场不景气,除东北影院还在苦苦支撑外,其余两家电影院都已关门。这些退休职工反映,他们的工资拖欠有的长达四五年之久,而且没有医疗、采暖费用,电影院每月从单位房屋出租的租金中拿出的生活补助和社会最低生活保障金,这是他们仅有的生活来源。
  背景:与之相反,同样在吉林市,还有从国有文化单位走出的新富者。市火车站广场的“艺吧”是有名的“二人转”演出场所,“艺吧”董事长林越20年前还是郊区文工团的普通唢呐演奏员,现在他的“关东林越艺术团”租下吉林大戏院、临江大戏院从事“二人转”演出,成了“文化个体户”。
  林越:我原来在地方剧团。1983年,我刚刚参加完全省首届吉剧汇演后就“下海”给“文化个体户”打工,现在也成了“文化个体户’。郊区文工团是事业单位,开支有保证,我的专业也缺,在团里被看重。当时辞职时,一些老同志说我“缺心眼”。我没顾这些,“跳槽”后跟着一帮“二人转”演员做配乐。现在看来这步棋走对了,国有文化单位都不景气,郊区文工团解体了,过去的同事现在不少生活困难,连开支都不能保证,还抱着个“铁饭碗”。记得当初自己在文工团,每月工资是42.5元,出来后,一个月好的时候挣几千元,比在团里一年挣得都多。
  背景:当时个人演出团被称作“穴头”,处于半地下状态。林越连续跟了几个“穴头”后,决定自己干事业。1987年初,吉林市火车站前要办曲艺厅,林越竞聘当经理,后来脱离站前,发展成今天的“关东林越艺术团”。

 
“宣传队”发生新变化  

  背景:昔日的文化“宣传队”有的变成了今天的“文化包袱”,有的却以另外一种身份重新进入社会文化生活主流,使“宣传队”的内容发生了新变化。
  胡女士(特困老艺人、人民电影院退休职工):我们过去参加文艺宣传队,大年三十到吉林省东部林场演出,冒着大雪,拎着汽灯,背着几十斤重的道具箱步行赶路。由于长年下乡,多数人得了关节炎。有一次去白山市水利系统演出,到演出地方时,我的四肢被冻僵了,是被别人从车上抱下来的。那时饥一顿饱一顿,得了胃病,可心里却热得像一团火。
  郑先生(原新华电影院职工、退休老艺人):我13岁从艺,70年代是市豫剧团演员队队长,在舞台上是文武小生出身,早年凭着《朝阳沟》、《刘三姐》唱红吉林市地区。当时《朝阳沟》中学包场,演了一场又一场,演完后学生们围着我不走,那情形就像现在的追星族。现在却在外面给别人打工做饭,勉强过日子。
  背景:同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的没落相反,以林越为代表的“文化个体户”、文化新富者正努力扩大影响,进入社会文化生活主流。“关东林越艺术团”在吉林市的“二人转”演出市场的影响可以同市直剧团抗衡,接待过省市领导、海外客人、全国英模报告团等,成了吉林市的一块牌子。
  林越:我的三个演出场所共有70多名员工,“二人转”演员就有十几位,大部分是专业演员,有的是从国有剧团过来的,有的直接从年轻演员中挑选。艺术团还包装了不少“二人转”演员,电视剧《刘老根》里的饰演“二柱子”的演员就是从这里精心包装推出去的。有时市直剧团演员不够,还得到我这里借人。
  背景:当地文化界有关人士半开玩笑地说,过去“二人转”演出以国有演出单位为主,现在林越艺术团大有取代国有院团的趋势。
  林越:我的艺术团影响越来越大,同全国文化圈知名人士都有联系,像赵本、何庆魁等人。有时外面一些演出团体或演艺圈人士来吉林市,不一定到文化局或国有演出团体,但肯定到我这里。赵本也自称“文化个体户”,我虽然规模没有他们大,可周围也形成一个文化圈子,这个圈子在市文化界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
  赵玉琳(吉林省社科院软经济研究所所长):我最近在从事文化课题调研,民营文艺团体进入社会文化生活主流,抢国有单位的饭碗,打破演出市场被国有团体垄断的局面,这是一种进步。只要符合国家政策和法律,在文化市场里就应该形成这种竞争。政府、企业、群众观看谁的演出,是市场的选择,它逼着国有演出团体适应市场,提高自身竞争力。
  尹俊明(吉林省文化厅副厅长):过去的“文化个体户”素质差,信誉低,成份也不是文化系统的人,没有引起社会上的足够重视;现在“文化个体户”主体是一些优秀的高素质文化人才,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应该对这一群体引起足够重视,在进行规范引导的同时,把这块老百姓“很买账”的“新阵地”用起来,使之成为宣传的新工具,改变过去单一靠国有文化单位抓宣传的局面。
  背景:吉林省“二人转”评比推广会等重大活动过去都是国有剧团参加。去年,吉林省组织全省“二人转”调演,专门把长春和平大剧院的民间演出团体请过来,和平大剧院的“二人转”演出《假神劝妻》,讲述一个教育转化迷恋“法轮功”的妻子的故事,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这是长春评剧院的主旋律剧目《大山的儿子》练习现场。不少文化界人士表示,现在文化"宣传队"的主体正在发生悄然变化,一些文化新富者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66岁的郑先生13岁从艺,70年代曾是市豫剧团演员队队长。他举着自己当年在《朝阳沟》豫剧的扮相说:当时演《朝阳沟》,不少中学包场,演完后学生们围着我不走,那情形就像现在的追星族。现在却在每天起大早到外面给别人打工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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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吉林市花旦名角胡女士,现在生活困难。这是她出示自己当年的舞台扮相,感慨万千。
吉林市话剧团属于差额拔款单位,由于演出市场不景气,大量出租门面,剧团缩到了二楼。全团上下最担心的就是“断奶”问题。
“文化特困户”引发“断奶”争议  

  背景:吉林市这批“特困群体”在文化系统引起较大反响。有关人士表示,过去文化事业单位改革都是单一进行,缺乏配套措施,留下许多“后遗症”,电影院这批特困户就是体现。人事改革做到了能上能下,却做不到能进能出,人员都是文化系统内部消化,改革把财政负担减轻了,“包袱”却甩在文化单位自己身上,因此新的文化体制改革要慎重进行。
  杨开山:吉林市最早有京剧团、豫剧团等国有剧团,后来京剧团与豫剧团解体,职工分流进入其它文化单位,有的进入电影院,有的进入评剧团,其中一些人成为现在的特困户。1997年以来,国家多次拿钱给离退休职工补发工资和退休养老金,这些人一直没领到。2001年文化事业单位改制时,三家影院由于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属于“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工资没有纳入财政开支。文化事业单位改制前,都在市财政管理的预算内,财政根据各单位经营情况进行管理,当时因为电影院效益好,没有拿过财政补贴,因此被当作“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可现在电影院不景气,全市七家影院关门六家,让我们咋自筹自支?
  背景:原东北电影院的部分干部职工说,1989年财政部《关于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若干规定》中曾提出,事业单位收入较好时可以实行自筹自支,甚至可以向企业过渡;收入不好时,实行全额或差额预算管理,而不是完全“断奶”。现在三家影院外债都在百万元以上,职工工资无法保证,只能依靠每月的房租。电影公司为帮助这些特困职工,决定从公司职工工资中拿出30%,给三个影院退休职工100元到300元不等的生活补助。有的职工认为,电影院没有厂房、设备、产品,不是生产单位。过去放映收入好,不用“外援”,还为从剧团分流出来、应在预算内开支的人员开支,为财政减轻负担,因此把三家影院这些退休职工全部纳入财政开支序列不是额外要求。
  胡女士:过去我曾是吉林市评剧团刀马旦名角,1970年从评剧团下来后,曾去书店工作,后来到了电影院。当时电影院太火了,没想到今天落得这个结果,现在我们这批贫困户中不少人都后悔当初的选择。

  李若松(吉林市文化局长):电影院效益好的时候,文化系统谁都想挤进来,有的走后门把子女安排进来搞“接班”。在这种情况下,影院人员膨胀,结果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与孩子。按编制,电影院从经理到售票员、放映员、锅炉工等一共只有15个岗位,最多需要20多人。结果有的影院超编到80多人,聚集大量离退休人员,最后成了包袱。
  浦某(东北电影院下岗职工):我们兄弟姐妹5个中曾有4人在电影院工作,都是普通服务员,没有技术。父亲就是电影院系统的,原想“接班”,没想到全“套”了进去。现在除大哥在东北电影院打更,其余全部下岗,由于没有技能,生活无保障。如果当初学点技术找工作,也不致于落到今天的结果。
  背景:近几年来,吉林市政府千方百计努力解决这批文化“特困群体”的问题,曾决定将电影院出售,用以安置特困职工,而实际上或由于没有好的买主,或由于价格没有谈妥,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而这一特殊群体带来的“断奶”话题在有些文化单位引起了共振。
  陆吉平(吉林市话剧团团长):不少职工看到电影院作为事业单位“自筹自支”的结果后,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市里曾下文从2000年开始,话剧团的经费投入逐年递减,计划今年7月1日实现“断奶”。
  尹俊明:文化单位职工生活困难,这一问题同样出现在吉林省其它文化单位。省直3个文艺院团职工每月只保证50%开支,扣除12%社会保险,只有38%开支。有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到省歌舞团,每月实领工资只有100多元。
  于力(新华社辽宁分社记者):文化单位不景气同样在辽宁省也出现过。在沈阳市一些文化单位度日艰难,不少艺人纷纷离乡出走。沈阳歌舞团多数演员工资在五六百元左右,近几年共有30多人去南方谋生,50多人出国,国家著名的一级作曲家汪淑芳到美国做保姆。沈阳京剧团是国家重点院剧团,有迟小秋等著名京剧演员,由于单位不景气,先后有40多人出国谋生,有在国外卖菜的,有在国外开美容院的,有在国外赌场做服务员的。
  田毅鹏(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化现象很复杂,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在所有文化领域和文化群体中实行完全的市场法则,适者生存,否则淘汰,并不十分恰当。文化单位如何适应市场需要实践,但实践要慎重,弄不好会付出较大的代价。还有的社会学人士认为,现在全省不少国有文化单位不景气,仍有出现新的特困户的可能。
  背景:有关人士建议,文化有意识形态属性,政府应该承担一些责任,比如在政策上保护一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老职工、老艺人,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不同单位不同办法,电影院、地方戏剧团等文化单位社会公益性强,经营能力弱,可以考虑一定的补贴办法,财政出钱,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

市场正在催生更多“文化新富者”  

  背景:在吉林省,有关部门和单位正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放宽政策,鼓励国有文化单位职工走出大门到社会上去,鼓励民间力量介入文化产业。“文化个体户”原指个人投资,人数不多,有一定规模和资本,靠经营文艺演出为主的小团体,现在这一概念还包括演出中介机构,一些“走穴”艺人也加入其中,在电视剧《水浒转》中饰演武松的丁海峰就是从吉林市话剧团出来的,在电视剧《刘老根》中饰演胡科长的王晓曦原来在长春市评剧团唱小花脸。
  尹俊明:现在国有文化单位正走出越来越多的“文化富翁”,在省直艺术院团,一些演员走出院团大门面向社会办班,练习声乐的办声乐班,练习舞蹈的办舞蹈班。一位舞蹈女演员关系还挂在单位,自己在外面办舞蹈班,召生近200人,买了小汽车。社会上的个体演出公司、演出团体、近几年来更是像雨后春笋一般。长春市和平大剧院是闻名省内外的民间“二人转”表演团体,总经理原是省艺术学院器乐本科毕业生,曾在长春市演出公司分管“二人转”演出,后来自己在重庆路开办“二人转”演出剧院,又把长春市演出公司的剧院买下来,不断扩大规模,形成了火爆的“二人转”市场。
  肖尹宪(长影集团艺术中心主任):从原来长影走出的富人不在少数,仅在北京购买豪宅的就有50多人,在长春市购买商品房的有三、四百人,还有20多人买起了小汽车。原长影服装分厂一名普通工人还承包了长春市富豪花园到市中心人民广场的公交线,更多职工依托自己专业特长在外面开办起画社、影楼、广告公司、美容院。
  背景:现在社会上的“文化个体户”包括演出团体、演出经纪人、文化个体自由主义者,种类繁多。吉林省有关部门在对市场加强管理的同时,不少文艺演出团体纷纷给职工外出“办实体”、走穴打开方便之门。
  刘国范(吉林市戏曲剧团副团长):青年演员闫学晶走出剧团,到外面发展,并且在电视剧《刘老根》中饰演“山杏”角色。在我们团里,对大家都是灵活管理,

 
长春评剧院为了维持生计,只好把原与剧院是一体的红星剧场出租,现在红星剧场却由于防火安全达不到标准,被有关部门取缔。在评剧院,也有不少演职工员生活困难。
长春评剧院曾一度生计艰难,职工生活困难,剧院只好把大量门面房对外出租。这是剧院把原临街的位置租给一家大型洗浴中心,而剧院却缩到了旁边的一个小胡同中。
鼓励像闫学晶这样有能力的演员走出去。现在闫学晶关系还在团里,工资照拿,按说这不符合过去的规定,可这样不仅能减轻剧团的压力,而且扩大剧团的影响。剧团有大的演出活动,她都能保证回来,不影响剧团工作。
  背景:长影集团把这种不成文的规定形成“准自由职业者”制度,即“准自由职业者”可以利用长影品牌和自身专业特长,面向市场个人创业。长影集团2000多名职工,“准自由职业者”就有600多名,多数富了起来,一些有实力的艺术家还成立了艺术工作室。
  肖尹宪:长影集团喊出“鼓励大家走出去,要让人人当老板”口号,并成立艺术中心,负责这些艺术人员的职称评定、评选先进、业务培训、办理社会保险等事务。有的“文化个户体”还“上岸”重新回到原来的单位,为文化事业做出贡献。7年前“下海”到北京开办影视公司的长影职工张霁虹,在长影集团领导的邀请下,回单位竞聘当上集团电视节目制作中心主任,带领部门连续两年实现赢利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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