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日，长影的前身——东北电影公司在今天的吉林省长春市红旗街1118号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电影波澜壮阔、无限辉煌的历程从此时开启。1986年9月，由胡昶撰写、反映长影历史的图书《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以印刷1.5万册的数量，摆放到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摇篮的长影更加家喻户晓。
为什么把长影称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或者说“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这个概念从哪里来？总结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来自长影崛起时建立的整齐划一的体制，仅仅在长影成立4年多以后，这个体制复制到北京、复制到上海，迅速开启了三大国营电影制片厂的时代；来自初期电影生产内在核心价值的示范，以表现工农兵和给工农兵看为核心的电影，让长影有了别的电影厂可以借鉴的“艺术范式”；还来自长影在持续多年向全国各地输送的电影人才，这些人才是标准化的，他们不仅带去了艺术和技术，也带去了思想。
“摇篮”意味着孕育与生发，透过70余年新中国电影发展史，我们看到，至少有六类电影的“种子”从长影播撒出去，在全国生根发芽，从而有了红色的血脉和基因，奠定了电影全链条发展的基础，让中国电影枝繁叶茂。
一、电影人才的“种子”
1948年12月，厂长袁牧之接到中共中央对东北电影制片厂（注：东北电影公司在1946年10月1日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1955年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以下除引用外，统称长影）发来一份指示：“一、平津不日即可能解放，北平有中电三厂、影片经理机关各一及影院七个要去接收，由东影派去干部在军管会指挥下工作，此项接收干部应立即前来；……四、东影除完成本身计划外，要有必须的技术人员、药品、拷贝、底片，以补充石家庄电影厂，使其能自己摄制并洗印影片。”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长影工作的关键词除了“电影创作”以外，就是“支援”二字：1948年底，田方等人去接收北平电影机构、设备、人员，成立北平电影制片厂，田方出任厂长。随后不久，新闻纪录片摄影队加入北平电影制片厂，钱筱璋又带领长影新闻片组进入北影，后来成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49年3月，钟敬之等人赴上海接收电影机构、设备、人员，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钟敬之出任副厂长。随后，长影美术片组加入上影，并在1957年成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东影改名为长影后，又分批支援建设了数个兄弟电影厂。1958年7月，由长影70名艺术与技术人才组成的队伍浩荡出行，他们的目的地是陕西西安。按国家相关部门要求，他们在中国的西北要参与建立西安电影制片厂。同月，另五路队伍同时出发，支援建设广西电影制片厂、山西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辽宁电影制片厂以及黑龙江电影制片厂。1975年1月至11月，又相继有50多人从长影出发赶赴四川，支援建设峨眉电影制片厂。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又有20人左右支援珠江电影制片厂建设。
据上世纪80年代统计，从成立之日起，长影累计支援全国2000多名艺术和技术人才。
如此大规模地支援全国的电影事业，源于长影的人才聚集。1945年10月至1946年上半年，袁牧之、田方等人伴随着长影的成立加入进来。1946年8月，以吴印咸为团长的延安电影团到达东北，为长影充实了40多人的力量，内有徐肖冰、吴本立等人。1948年5月，以钟敬之为队长的西北电影工学队历时8个月，由晋西北的兴县赶到东北，共计21人。内有成荫、王炎、苏云等人。1948年9月和1949年1月，东北文工一团分为两批共计140余人加入长影。其成员大多是来自延安鲁艺的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画家和诗人。内有舒群、沙蒙、颜一烟、王家乙、林白、李牧、于蓝、刘炽、梁音等。1949年2月，由吴茵任团长、李蒙任政治指导员、苏里任副团长、武兆堤任副政治指导员的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70多人，加入长影。1949年9月，由丁炬带领的东北青年文工团加入长影，内有葛存壮、齐兴家等文艺骨干。
与此同时，为落实1948年8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为发展电影事业向各野战军政治部抽调干部指示》的精神，各野战军文工团向当时的几个电影制片厂输送优秀干部。来到长影的有杨文浩、鲍月千、羽奇等10余人。此外，从1947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7月，通过同各地协商等多种途径，至少有30多名文艺工作者调进长影，内有吕班、凌子风、李莫愁、王苹、吴祖光等。1949年9月，一批华北大学的文艺骨干也来到长影，主要成员有向隽殊、李影超、车轩、陈占河、赵双城、蔚千等。1949年前后，一批本来在香港、澳门工作的电影人，被长影吸引，也先后加入进来。
在人才大量聚集的基础上，长影还积极培养电影艺术和技术人才。1947年5月，长影第一期电影训练班正式开班。1935年从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毕业的白大方任班主任。白大方不负众望，没有教材，就找人自己动手编写；学员们听不懂理论，培训老师就采用活生生的实践教学，现场把机器拆卸，然后再组装起来；更关键的是，在进行电影技术训练之余，还加开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革命形势，革命人生观、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原理，特别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都是培训的重要内容。而在当时，学员们把后者称为政治课，把前者称为业务课。
随着生产形势的发展，需要培训的人员也越来越多，没有等到第一期训练班结束，就开办了第二期。后来还组织了第三期、第四期。除第三期的班主任由陈一帆担任外，其他三期都是白大方。为了在训练中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分量，长影还专门委派专门人员任政治指导员。随着东北解放的步伐越来越快，从第四期训练班开始，长影招收的学员已经面向沈阳、锦州、大连、长春、吉林和哈尔滨等东北全域。四期培训班共招收学员近700人，为电影厂的生产繁荣以及后来支援全国电影事业做了最好的人才储备。
二、红色思想的“种子”
如今，人们在谈到长影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表述：“长影有着浓厚的红色基因”。那么，红色的基因到底从哪里来，其源头在哪里？
早在1932年，夏衍被当时上海有名的电影公司——明星公司请来做编剧顾问。当年7月，在他的推动下，左翼戏剧家联盟下面成立“影评人小组”。第二年，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下，夏衍与阿英、王尘无、司徒慧敏、石凌鹤等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小组，夏衍为组长。而所有这一切，为左翼电影的发生发展准备好了条件。陆弘石在《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中这样表述：“这些年轻的怀有马列主义信仰的左翼文化人很快便对整个电影创作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丁亚平则在《中国电影通史》里称：“1932年，中国电影开始‘向左转’。”
在“电影小组”的领导下，拍摄了大量的反映底层民众的左翼电影。后来去延安又来到东北的长影早期领导者袁牧之、吴印咸、陈波儿等艺术家都是左翼电影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的《桃李劫》《马路天使》等也是左翼电影的重要代表。
袁牧之主政长影之后，有着深入的思考。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以市场盈利为最终目的，尽管有着民族情怀，要在电影里加入社会的良心，可仍然以表达政治的边缘社会事件为电影的内容，电影往往通往某种世俗的审美，所构成的核心要素是市民美学。现在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影要满足国家需要，要符合政治需求，电影厂要生产出来的是国家电影，是符合政治美学表达的艺术品。因此，长影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心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动力。
随着大量电影人才的派出，在长影所积淀下来的红色创作思想也自然地流淌到国内各大电影制作单位的血脉中。
三、电影美学范式的“种子”
建厂之始，长影的领导者们和艺术工作者们自觉地秉承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提出要拍摄或是以工农兵为主人公的电影，或是给工农兵看的电影。陈波儿在1950年1月一篇名为《故事片从无到有的编导工作》中写道：“‘写工农兵’‘写给工农兵’看为主……”
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长影要构建一种新的电影模式，它的核心可以称为“人民电影”。这是对中国有电影以来的一次巨大革新，也是对以往电影一次集中的历史性的颠覆。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拍摄主体，也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电影美学范式，从而建立起中国电影人的一种新的精神之树。
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就是新电影美学范式的一次重要尝试。1950年2月27日，新华社的一则综合消息这样报道：“东北电影制片厂开始第一部故事片《桥》的摄制，这也是第一部描写作为新社会主人翁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影片。《桥》放映后，立即受到广大观众特别是工人的热烈欢迎，南京等地的工人发起向老梁学习的热潮，有三十七个工会向电影工作者和制片厂献旗。”
1949年8月19日，上海《大公报》这样评价：“《桥》到了上海，文艺处在大光明戏院试映招待文化界。热烈的掌声始终不停，大家热爱这部影片”，“这是中国影坛上的一声春雷，为国产片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指示了国产电影制作的最正确方向，文艺和工农兵结合，这部片子是典型的范例。”1949年第6期的《文艺报》刊载蔡楚生的观后感：“主题是如此之鲜明，题材是如此之现实，感情是如此之健康，贯穿在全剧和洋溢在全剧中的是一种崇高的人类爱——一种工人阶级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而献身的伟大精神”，“《桥》是划时代的制作”。
《桥》作为第一部新中国长故事片，也作为当时的一部现象级的电影，它的出现耐人寻味，它的价值毋庸置疑。胡昶在《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中评述道：“东影的艺术家大多来自延安解放区，他们对党当时的文艺方针有较深的理解。这使东影创作一开始，就坚定地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自觉地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因此，东影第一部故事片选定为工业题材，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自觉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的鲜明标志。”
长影开辟出来的这一新电影拍摄范式，迅速在全国开花结果，被各大电影厂使用。大批工农兵电影，或者说一部部有关工农兵英雄赞歌的电影，红遍大江南北。
四、电影类型的“种子”
1947年2月，长影正式制定了“七片生产”计划。这“七片生产”并不是后来大众理解的七部影片，而是指七个片种，即，艺术片、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包括动画及木偶）、翻译片、幻灯片和新闻照片。在“七片生产”的思想指导下，当时的长影用了不长时间，在隆隆的炮火声中，甚至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吧》，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翻译片《普通一兵》。
在七个片种之中，艺术片、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和翻译片作为常态电影片种。而长影的这次规划，则正式开启了新中国电影的制片格局，无论是后来的长影，还是北影、上影以及其他的国营电影制片厂，均以此为遵循。
五、管理体制的“种子”
在提出“七片生产”的同时，长影还确定了“三化立功运动”。所谓“三化”是指正规化、科学化和统一化。这内在地要求电影厂有一整套工作制度、条例或公约，也就是工作标准化。“不得以兴趣为选择条件”，“不得超出指定的任务与地区以外自由活动”，每月工作量有多少，消耗胶片有多长，等等，在新闻摄影师的任务与公约中均有严格体现。《东影秘书科暂行工作条例》《东影会计科暂行工作条例》《选模立功运动暂行条例》《关于工作人员处理条例》……各项规章制度一项项制定出来。
所谓“立功运动”则是号召每一个人在“三化”过程中勇创佳绩，争取立功。为此，长影各部门每个月、每半年和每一年都要对工作进行全方位总结，即便小到一个摄制组，在完成一项任务后，也要从思想、技术、艺术质量等方面进行总结。每一部影片完成后，则要召开全厂总结大会，厂长、副厂长及各部门负责人员都要亲自参加，处长们讲完后，厂长最后还要点评，指出影片取得的成就与不足。
“三化立功运动”奠定了电影厂的体制基础。按照全厂确定的生产计划，整齐划一听指挥、百分之百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建立奖罚机制，以“立功”“争功”为核心的管理体系最终形成。郭学勤在《千面人生——袁牧之传》中写道：“‘三化立功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起一种新的电影企业科学管理制度以及电影企业新的生产关系。”这种“电影企业新的生产关系”已经与上世纪30年代上海以民营为绝对核心的电影生产体系有了巨大区别。
在新的组织机构里，袁牧之任厂长，吴印咸与张辛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陈波儿最初任编导室副主任，后任电影厂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长。在袁牧之的倡导下，长影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成立管理委员会。
1949年2月，袁牧之奉调入京，出任新中国首任中央电影管理局局长。一个注重规划性与计划性的电影管理体制，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
六、电影工业的“种子”
在派出大量艺术人才到全国各地创建或援建电影厂的过程中，还派出了大量技术人才支援全国电影发行及工业生产。1949年7月，中央电影局调长影制作处处长罗光达到北平筹建影片发行总机构——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后罗光达出任该公司经理。1950年，长影周从初调北京筹建新中国第一个洗印厂——北京电影洗印厂。1951年4月，长影机械厂划归中央电影局直管，并以长影技术骨干为核心筹建南京电影机械厂。同月，长影化学工厂划归中国电影器材公司领导，并以长影化学工厂骨干筹建保定电影胶片厂。1973年1月至1974年4月，又相继派出30多名技术人员支援化工部在河南南阳建设的第二胶片厂。以电影创作为核心的电影工业也在祖国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
通过以上六类“种子”，我们不难看出，派往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电影人才给电影创作带去了思想，思想铸造了新的电影美学范式，新的美学范式通过多种类型实现，而这又需要特殊的管理体制来保证，管理体制最终又催生了电影创作的发行及工业化链条。六类“种子”不仅各自都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电影事业，还环环相扣，形成了逻辑严谨的电影事业体系。
这就是长影的意义，长春的意义，吉林省的意义，也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的内在本质。（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